新大众影评 | 《年少日记》中的东亚青少年成长困境

2024年上映的《年少日记》以细腻而锐利的叙事，将镜头对准东亚文化语境下的青少年成长困境。影片通过中学教师郑有俊寻找遗书主人的过程，逐步揭开一个家庭深藏的创伤记忆。借助双线叙事、富有张力的视听语言与立体的人物塑造，它不仅呈现了原生家庭与应试教育对个体的深远影响，更构建出一幅青少年在规训中挣扎、在异化中寻找自我的生存图景。,叙事结构：时空交错中的创伤回响,影片采用双线叙事，一条线索围绕郑有俊在现实中调查学生遗书、试图阻止悲剧重演；另一条线索则通过回忆，重现郑氏兄弟在原生家庭中所承受的创伤。导演在前期刻意引导观众将郑有俊默认为成年后的哥哥郑友杰，这一叙事策略不仅制造悬念，也强化了后续反转的情感冲击。,当郑有俊翻开那本尘封的日记，童年文字中无声的悲伤打破了时空界限。哥哥郑友杰的笑脸最终出现在遗像中，真相也随之揭晓：郑有俊实为弟弟，他承载着哥哥未能完成的生命重量。这一反转不仅是情节的高潮，更将影片从个人悲剧升华为对东亚家庭结构与教育模式的系统性质疑。,郑家的创伤并未因死亡终结。母亲离家，父亲被困在教育的挫败感中，弟弟郑有俊则在罪恶感与破碎关系中挣扎。他从“模范生”沦为以暴力反抗秩序的“问题少年”，展现了个体在创伤中的心理停滞——即便时间流逝，他始终被困在哥哥离去的那一天。,时空交错的叙事使影片超越了个体命运的讲述，成为对东亚教育体制与社会结构的深刻寓言。,,视听表达：规训权力与微观抵抗,影片通过极具表现力的视听语言，构建出一个充满权力张力的世界。从福柯的规训理论视角看，学校与家庭通过考试、评价与奖惩机制，不断对个体进行塑造与控制。,在展现弟弟郑有俊因钢琴才华受赞誉的场景中，镜头跟随哥哥郑友杰的视线，穿过象征教育成就的奖杯陈列柜。弟弟站在聚光灯下，哥哥却被排除在画面中心之外，成为边缘的“隐形人”。这一视觉构图不仅呈现了兄弟在家庭中的差异地位，更揭示了规训权力如何将人的价值简化为可量化的成就。,面对压制，郑友杰以德塞都所谓的“弱者战术”进行日常抵抗：在天台呐喊、在日记倾诉、借漫画寻求慰藉。这些看似微小的行为，却是他保存自我的重要方式。,弟弟郑有俊则处于更复杂的位置。他在父亲体罚哥哥时埋头学习，在哥哥被羞辱时欲言又止。他是体制的受益者，却也在不自觉中成为规训的共谋。他对“好学生”身份的坚守更多源于恐惧，而非认同，这种内在矛盾为其后来的转变埋下伏笔。,人物塑造：镜像困境与自我重构,郑友杰与郑有俊构成一组鲜明的镜像。哥哥因学业不佳长期遭受暴力与忽视，最终选择离开；弟弟作为符合期待的“成功者”，长大后却沦为平庸的教师。两人的命运看似殊途，实则同根。,从拉康的镜像理论看，两人的困境都源于自我认同阶段遭遇的创伤。郑友杰曾努力通过准备早餐、迎合标准来获取认同，体现了他者凝视对自我构建的深刻影响。然而，在信任的钢琴老师被辞退、最后的精神寄托崩塌后，他的自我彻底瓦解。他的离开，既是对规训的无言反抗，也是对存在价值的最终确认。,郑有俊的异化则更为隐蔽。他曾视哥哥为反面镜像，通过否定哥哥来巩固自己的家庭地位。哥哥的死亡促使他认知重构，否则他很可能完全内化父亲的功利价值观，成为体制的拥护者。直到成年后面临身份转变，他才真正意识到创伤的延续性影响，开始反思教育与人性的本质。,影片的视角并未局限于家庭与校园。当下社会对青少年心理危机往往简单归因为“脆弱”，却忽视了其背后的结构性压力。在社会资源固化、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中，许多年轻人表现得缺乏斗志，正是对努力与回报失衡的一种回应。,结语,《年少日记》的深刻在于它并不说教，而是通过郑友杰日记中的疼痛印记、郑有俊难以释怀的愧疚、一个家庭的无声破碎，让我们看见：每个困境中的少年背后，都藏着一个渴望被听见、被拥抱的灵魂。影片不仅是一次对东亚教育的批判，更是一份对成长伤痕的理解与哀悼。,（刘楚璇 浙江传媒学院）,影片采用双线叙事，一条线索围绕郑有俊在现实中调查学生遗书、试图阻止悲剧重演；另一条线索则通过回忆，重现郑氏兄弟在原生家庭中所承受的创伤。导演在前期刻意引导观众将郑有俊默认为成年后的哥哥郑友杰，这一叙事策略不仅制造悬念，也强化了后续反转的情感冲击。